袁腾飞牛B语录（续）

袁腾飞：毛泽东自己讲嘛：“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抗日战争这玩意是打消耗的事，谁急谁先死；解放战争这是抢天下啦，这不能拖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战争的特点在两场战争里体现的非常清楚：“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打自个人都厉害着呢。


袁腾飞：解放战争国民党怎么打共产党，共产党怎么打国民党啊，一场民族的悲剧，没有什么可说的！

袁腾飞谈国共内战：小日本八年侵略战争完事之后，人家就开始进行建设，我们完事之后接着自己人叮叮堂堂更热闹，小日本没打着的地全打着了！四川，小日本没打着吧，内战全打着了。为什么呢，当然国民党赖共产党，共产党赖国民党。

袁腾飞：世界史大家有没有印象？二次大战之后确立了雅尔塔体系，根据雅尔塔体系，美苏两国平分天下，当时中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当时对中国的态度是很捧啊，要不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凭什么跟苏美英法并列联合国五常啊？

袁腾飞：当时美国希望中国代替日本成为亚洲老大。美国邀请中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印度去执行占领日本的任务，当时给我们划定的占领区是四国岛，中国都派出了一支军队，连牌子都挂出来了：中华民国驻日占领军司令部，准备去占领日本，结果这支部队最后上了船却去了沈阳，打内战去啦！

袁腾飞：美国为什么要扶蒋反共，共产党跟他有仇吗？共产党挖他家祖坟了吗？美国认为，如果中国被共产党占领的话，就会倒向苏联。这是因为美国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不了解的。

袁腾飞：毛泽东是什么人啊，全天底下古今中外谁他瞧得上眼啊，你看毛泽东写：“数下流人物，还看今朝”

袁腾飞：毛泽东1949年建国以后被迫到苏联拜码头，朝见斯大林。他心里其实是很不痛快的。毛泽东认为他才是国际共运的龙头老大，他应该是帮主，大家应该拜他。结果苏联不尿他，他急了，结果后来跟苏联掰了。

袁腾飞：蒋介石政府是一党独裁政府，毛其实也一样，两个独裁者是一回事。

袁腾飞：美国要是支援盟邦，那是百分之百铁了心的支持。当时美国给国民党政府提供了59亿美元的援助，马歇尔计划给欧洲一百多亿，都是白给，无偿的。美国是把盟国看成朋友，苏联是把盟国看成奴才！

袁腾飞：老有学者在那里喷粪：“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您识数吗？美国在伊拉克打仗花了多少钱？要用那钱买石油能买多少？伊拉克的油值那么多钱吗？

袁腾飞：1949年毛泽东去拜码头朝拜斯大林，装了半天孙子，弄回来3亿美元，3亿美元是什么概念？苏联红军在东北烧杀抢奸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8亿美元，还没有苏联红军在东北抢的钱多呢！

袁腾飞：1950年毛泽东为什么那么愣，要打抗美援朝，把他儿子都折进去啦，他就是要让老百姓看：爷厉害，敢打美国！打完之后，打的自己断子绝孙了吧。

袁腾飞：重庆谈判内容非常务虚，就是走个过场！

袁腾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你只能产生专制，从大禹王治水到现在，几千年了我们已经习惯了服从一个人，中国人要是隔几年不喊万岁，中国人觉得很空虚，没法过了。

袁腾飞：毛主席基本上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蒋介石在台湾去世的时候，台湾报纸讲的是“先总统蒋公崩猝”，什么人才崩猝啊？“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猝”，蒋介石的遗体在慈湖灵寝，什么人的遗体在灵寝啊？毛和蒋都是最地道的中国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有我没你，都是这种人。

袁腾飞：毛泽东这人干什么什么不灵，有一样东西他特别会，就是打仗，整人呐，他斗人的功夫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没有见过他这么会斗人的，你让他治国抓经济那完了，这国家非让他抓到原始社会去不可！

袁腾飞：据说毛泽东会写诗，要是李白是一的话，毛泽东是负一亿。据说毛泽东会写字，反正比江泽民的能强点！据无耻文人们说，据无耻御用文人们说，像郭沫若这样的！

袁腾飞：我有身份证，我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不拿你当人民，人民这个词是很有伸缩性的：抗日战争的时候为什么不没收地主土地啊？你得留着他，等抗战一结束，卸磨杀驴了就，你得把土地给人民。抗日战争的时候蒋介石都是人民，抗战一结束，他就变成人民公敌了。

袁腾飞：国共内战时，北平市和平解放，千年古都得以保存，但六十年代就拆光了，要不洋人给咱国家起得名好啊：China = 拆呢。你说北京是三千年的古都，别扯了，瞅着就像最近20年的事。

袁腾飞：国民党当年失败的原因就不好多说了，你说了容易对今天的政局产生影响。

袁腾飞：北京有个地儿叫隆重，所有的会都在那儿召开。

袁腾飞：毛泽东纪念馆是一正局级单位。

袁腾飞：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选举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为主席，然后一串副主席，一串副主席仨共产党，仨民主党派，你不能全是共产党当主席，你总得有人鼓掌吧，自个儿给自个儿鼓掌多没劲啊。你唱完了自己来一句“好”，不合适啊。

袁腾飞：事实上，民国建立以来西藏一直处在一个半独立的状态，他甚至还有自己的国旗：雪山狮子旗。

袁腾飞：实际上你看今天美国国务院有关朝鲜战争的所有机密文件全都揭秘了：你一看，美国当年没这个意思说要打中国。

袁腾飞：如今的台湾人民生活富足，安定祥和，古风犹存，是中华道统之所在。

袁腾飞：朝鲜战争中国志愿军阵亡11万多人，美军阵亡是3万多人。

袁腾飞：美国打越战根本没法打，你说你打德国你给他炸回到石器时代，德国就完蛋，越南他本来就是石器时代，你怎么炸啊这玩意儿。越落后的国家越不可战胜。

袁腾飞：我记得去泰国，第一次去，曼谷真破啊，相当于北京90年的水平，第一次去，怎么感觉像北京88年的水平，我问那个导游，你们怎么不修个立交桥啊？车堵得这么厉害！那导游说了一句话，给我乐喷了：“大哥，这里不是共产党，人家的房子不能说拆就拆啊”。

袁腾飞：1950年镇压反革命，一年枪毙了71万，逮捕170万，监视居住117万。一下大家对共产党就服了，不服下一个就是你！蒋介石“四一二”才杀多少人啊？有名有姓的才几百个。

袁腾飞：反革命就得玩大的，杀一个人是死，杀几百个人也是死，你杀个几千万人你还在天安门上躺着呢，伟大领袖，你这个你哪说理去。

袁腾飞：今天中国最有钱的是谁？共产党嘛！你看那国企的老总年薪六千万，华北电网抄电表的一个月一万二，高速公路收费的一个月一万，火葬场画眉毛的一个月一万六，你想去都没戏，你们家开火葬场行吗？不可以，那都是垄断性企业，一骨灰盒多少钱？你死的起吗？

袁腾飞：中国现在是北京纽约化，贵州非洲化，你看东南亚，包括台湾，你去看，绝对没有城乡差别，根本就看不出哪是城市，哪是农村。

袁腾飞：毛泽东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一年的清醒认识，就清醒了一年！

袁腾飞：发达国家中就新加坡和新西兰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别的国家都不承认。

袁腾飞：我曾经上大学的时候问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是经历过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我问他，1976年，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国的经济状况，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跟民国的时候怎么比？我的老师说，比四九年肯定是要强，跟1936年没法比。

袁腾飞：欧洲国家政府用于百姓福利的开支占60%，中国不到10%，中国政府有的是钱，我就不给你花，他政府有钱，外汇储备两万亿呢！我们新闻老说经济年年增长增长增长，一给老百姓办事，没钱没钱没钱！

袁腾飞：你说毛泽东那时候没钱，别扯了，毛泽东全国都是别墅，毛泽东住中南海，修人民大会堂，你在看蒋总统住的那地儿惨到什么份上啊。毛泽东他有的是钱，他光给越南就两百个亿美元。

袁腾飞：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摆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发达社会主义呢？我不恭维各位，你烂了也看不见。

袁腾飞牛B语录（外交）

袁腾飞： 苏联是世界上最邪恶、最野蛮的，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国家


袁腾飞：你要在美国的酒吧间里骂美国，你试试，能打死你，你要骂布什，全都给你鼓掌，“好！”，他们政府跟国家完全两个概念。

袁腾飞：因为中国政府跟人民是对立的，所以咱们想当然的就认为国外也是这样。

袁腾飞：咱们老说美国的那个总统选举是大财团干的，那是中国选村长！你说美国总统都是直选的，都是老百姓投票，每一个投票的人我选奥巴马，奥巴马给我钱啦？那是瞎扯蛋，你那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问题，你信他那宣传呢。那是中国选村长，给一千块钱，上我们家抱头猪去。

袁腾飞：你知道当时（1949年）中国在周边国家眼里是什么形象吗？就好比你坐公交车或地铁的时候，边上坐着一个人，身高两米，体重两百四十斤，光着脑袋，胳膊上刺条龙，你看他心里什么感觉，周边国家看咱就这感觉，毛骨悚然啊！

袁腾飞：我小时候老师给我们上课说的就是：“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啊？红旗插遍五洲四海，解放全人类”，印度人就晕了：“凭什么解放我啊？我愿意在这种制度下生活，你干嘛把握解放了？”周边国家就很害怕呀，中国要输出共产主义革命啊！

袁腾飞：历史上为什么周边国家要给我们进贡啊？贱骨头啊，为什么？咱们中国大陆的历史书是不讲这个的，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他就讲这个，哪朝哪朝对外打什么仗！

袁腾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号称：“不干涉别国内政”，实际上，他当时是这么说的，可不是这么做的！

袁腾飞：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都是中国支持的：越共，泰共，寮共（老挝共产党），柬共（柬埔寨共产党，即血腥的红色高棉），缅共，马共，菲共，全都是我们支持的。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叫做陈平，住在广州，后来是80年代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总理跟他说：“你别支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起义什么的，你支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起义就是干涉人家的内政”，邓小平回来才切断了给这些国家共产党的援助，中国一断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很快就玩完了。

袁腾飞：今天缅甸贩毒的那帮人，全都是原来的缅甸共产党，后来失败了怎么办呢？没法生存了，以毒养军，我们去那个云南的瑞丽出境，到缅甸的第一个特区城市南坎，南坎相当于中国的深圳，然后你到那去看，老百姓都住着凉席捐的房子，只要住的砖瓦房，就一定是毒枭的房子。一进缅甸那个木棍达成的国门，道路两边盛开的都是罂粟花，漂亮极了。迎宾花，缅甸的国花，大街上卖大烟壳，说那玩意涮火锅特好吃。你到了那，简直跟中国没有区别，大街上全是汉字，几乎见不着缅文。军队穿着打扮，一看就是解放军当年的剩余物资。当年你说不干涉内政，实际上没少干涉，为什么周边国家很咱们，很大的问题在这。

袁腾飞：缅甸最大的毒枭叫杨国栋，他是当年跑到缅甸支持缅甸革命的红卫兵，缅甸革命失败成毒枭了，他家房子离中国边境200米，为什么建在那儿？你要打他的话，重火器你不能使，你一开炮打中国来了，轻武器你打不透，据说有地道通到中国来，缅甸政府军一围剿他，他就往中国跑。

袁腾飞：中国不仅抗美援朝，还抗法援越，抗法援越出钱出枪出顾问。解放军在越南人民军力的顾问配到了营一级。越南人民军任何的作战计划如果没有解放军顾问的批准都是不能执行的。

袁腾飞：中国人过去身份相当的人见面的礼仪是拱手，会拱吗？牢记住一定是左手压右手，右手压左手是报丧。

袁腾飞：跟西方人握手要注意：长官先伸手，长辈先伸手，女士先伸手。攥男的手，一定要有劲，攥死他，握女士的手只能握指肚，往里是图谋不轨，哆嗦一下两下就算完。

袁腾飞：1954年新中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身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商讨的议题是：在越南，朝鲜两地停战，恢复和平。这两地没中国打的起来吗？所以停战没中国去行吗？等于中国一成立就面临着两线作战：抗美援朝、抗法援越，抗美援朝是咱直接出兵，抗法援越出钱出枪出顾问。

袁腾飞：1955年万隆会议上，骂中国最凶的是泰国，菲律宾和沙特阿拉伯，太过时佛教国，菲律宾是罗马天主教，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这仨国骂咱没有人权，没有宗教信仰自由，输出共产主义啊，从早上九点骂到下午四点・・・・・・

袁腾飞：毛泽东会见赫鲁晓夫的地点定在游泳池，赫鲁晓夫西装革履的一进来就傻了，毛泽东穿衣游泳裤，盖一毛巾被在那躺着。赫鲁晓夫就晕了：没见过领导人这么非正式会晤的。国与国领导人之间非正式会晤，一般就是西装不打领带，穿个夹克，穿个衬衫，没见过穿泳裤会晤的，当时咱们认为毛主席蔑视一切。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赫鲁晓夫啊？人家是苏联大国领导人。

袁腾飞：毛泽东说：“我们准备拿出3亿人来打核战争”，死三亿无所谓，全世界敢这么干的就俩，除了毛泽东，就是本・拉登。反美反苏嘛，本拉登还是先反苏，后反美，敢同时干的就毛泽东！但本拉登同志比毛泽东强在哪？他是真干，毛泽东只敢嚷嚷。

中共外交部长陈毅在记者招待会上指着自己的白头发：“我们等打仗等的头发都白了，这仗怎么还打不起来啊？趁着我们这帮老家伙还在，先打，打完了我们再建设”，外国记者都晕了：“哇，希特勒他也不敢这么说啊”

袁腾飞：中国人当年上街游行的标语“砸烂勃列日涅夫的狗头”，人家在苏联呐,你怎么砸啊？“油炸苏联总理科希金”、“火烧尼克松”，喊口号是最好的发泄爱国热情的方法，真上战场，一个个腿肚子转筋，大小便失禁。

袁腾飞：当年的美中苏三国就是魏蜀吴的关系，美国经济走下坡路，陷于越战泥潭，所以美国要判断两个国家谁对美国的威胁大？当然是苏联！咬的狗不叫，叫的狗不咬，中国那时整天嚷嚷解放全人类，他自己他都解放不了，国内饿死那么多人，他对世界和平不构成威胁，他只对本国人民构成威胁。

袁腾飞：中国外交特爱干讨嘴上便宜的事，比如当年写尼克松访华的邀请函“应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邀请他访问中国”，基辛格一看：“这是尼克松邀请尼克松访问中国”，再比如：“应美国总统布什的要求，胡锦涛主席与之通话”・・・

袁腾飞：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刚下飞机，映入眼帘的是一行大字“打倒美帝国主义”，忘了拆了，来不及了。尼克松在“打倒美帝国主义”几个大字前面检阅三军仪仗队，幸亏他不认识汉字，他要问，翻译肯定跟他说“welcome to china”。

袁腾飞：咱们现在最常用的一个词“海峡两岸”是美国人发明的。

袁腾飞：日本当年跟中国建交，咱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我们放弃了对日的战争赔偿，当时如果索取这个赔偿的话，大概是1800亿美元！毛泽东和周恩来们认为如果我们索要这笔赔偿，这笔钱就会转嫁到日本人民身上，战争是日本军阀发动的，日本人民是很无辜的。咱们中国老是这么认为：人民跟政府是对立的。除了中国，哪的人民跟政府都是一条心，来中国侵略的日本兵是日本贵族子弟吗？没有日本农民、矿工吗？哪一个不是日本人民？但咱们就认为不该要这笔钱。

袁腾飞：中国的外交关系出现重大转折，跟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善，恰恰是在文革时期。那是因为两方有共同的敌人---苏联，等这个共同敌人一没，中美两国也就掰了，回不到七八十年代的蜜月水平了，掰也掰不到朝鲜战争的水平。

袁腾飞：中美关系三大瓶颈或障碍：贸易问题、人权问题、台湾问题。

袁腾飞：你看胡总、江总、温总啊到美国、欧洲访问，都得带着什么去啊？都得带着钱去，带着支票本，跟那一花几十亿欧元、美元，人家才有空接见你，顾客是上帝嘛。

袁腾飞：中美关系三大障碍之一：人权问题，最简单的，死刑问题。取消死刑是板上钉钉的事，肯定会取消死刑。死刑在西方国家看来，属于“同态报复”。最早的时候，你把我眼睛挖了，法官就判决我把你眼睛挖了，死刑亦属于“同态报复”法。世界上2/3的国家是废除死刑的。美国日本只有一种情况判死刑：就是一级谋杀，即故意杀人。韩国7种罪，印度是4种罪，中国是80种罪适用于死刑。

袁腾飞：我认为除了故意杀伤人命，其他的不应该判死刑，你比如说贪污，贪污真不应该判死刑，你崩了他到痛快了他了。按毛泽东的话讲：“让他为人民生产小米嘛”，你原来日进斗金，一天一千万，现在让你天天掏粪，他最后一脑袋扎进粪坑里了，用不着你判他死刑。

袁腾飞：我认为除了故意杀伤人命，其他的不应该判死刑，你还得看什么样的故意杀伤人命：你比如说咱俩搞对象，你背叛我，我把你掐死，这种人也不应该判死刑，因为谁跟他搞对象他掐死谁，对吧,你别跟他搞对象不就完了嘛，他不会掐不相干的人。那种拦路抢劫，这种人你可以崩了他，所以判死刑的刑种应该减少。

袁腾飞：外国现在攻击中国你为什么坚持那么多判死刑啊？就因为那死刑犯的器官你可以卖，可以移植，当然死刑犯都是签我“自愿”捐献遗体，罪犯也有的有一种悔罪心理，反正我也要死了，把握剌吧剌吧谁需要给谁吧，但是谁需要给谁，你给人家的时候是需要要钱的。

袁腾飞：中国当年猛挖地道、防空洞用来防原子弹，就那玩意儿，手榴弹都防不了。

袁腾飞：197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达到了天文数字：661万人，比朝鲜战争时还多60万，当时全国上下最流行的颜色就是绿军装。国民财富全都浪费在扩军备战当中，就跟现在的北朝鲜一样嘛，先军政治。

袁腾飞：今天世界上谁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这几个有核国家！只要这几个国家不落在丧心病狂的独裁者手中，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袁腾飞：中国新闻联播头25分钟伟大光荣正确，后5分钟世界各国灾难。

袁腾飞：美国苏联的核武器如果全爆炸的话，地球半年见不着太阳，气温降到零下六十度，所有的生命全部灭绝。核战争没有最后的胜利者，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恐怖的武器，是人类享受了60年的和平。

袁腾飞：法国的军队搞了一个调查，说如果现在爆发世界大战，开展5分钟，法军70%精神崩溃。尤其像中国都是独生子女，像你们这样的送到战场，炮火硝烟，旁边咣一声你哥们脑袋送上天去啦，胳膊腿落你身上，你立刻就疯了。

袁腾飞：那年中非论坛，非洲欠咱100亿美元，咱手一挥，不要了，你要他也没有，完事咱又给他30亿。老黑就这样，大陆给钱就跟大陆建交，台湾给钱就跟台湾建交，这帮人寡廉鲜耻，背信弃义，翻脸比翻书都快，心比脸黑多了那帮人。为什么使劲给他们砸钱，这帮老黑联合国一国一票把中国抬进联合国。

袁腾飞：梵蒂冈跟台湾建交，跟中国大陆不建交是因为条件谈不拢：梵蒂冈认为应该罗马教宗任命主教，咱们坚决不同意，咱们认为主教应该国务院宗教事物管理局任命。实际上，西方谚语说得好：“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宗教是宗教，政治是政治。

我们被骗了七十年

课本骗了我们七十年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同盟国二次大战中国战区最高司令是蒋介石。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内战中“恶贯满盈”的“中美合作所”在抗战中是盟军重要的情报机关。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被影视作品塑造成恶魔的张灵甫是抗战名将，曾经在抗战中丢了一条腿。 (在然后的“解放”战争宣传中，这条丢掉的一条腿又自己长出来了。)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唯一全歼日本师团的战役-万家岭大捷。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歼敌13余万人的三次长沙会战。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被吹的神乎其神的平型关大捷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而平型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没有国民党第二战区的配合，哪来的所谓“大捷”。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被日本人认为仅有的两次中国军队的勇猛程度要超过自己的战役之一的桂林保卫战（另一次为昆仑关战役日军第5师团被中央军第5军击败）。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随枣会战中士兵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之勇敢与牺牲之壮烈，笔难尽述。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期间战线最长的会战－武汉会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武汉曾经上演了一场规模仅次于英德伦敦空战的武汉空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宋美玲女士为鼓舞官兵士气五次赶赴武汉前线差点被日本人炸死。
        七十年过去了，大家只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却不知道在他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其中就包括蒋介石（31年）和蒋百里（36年），毛只是借鉴后加以改进（38年）。
       七十年过去了，也许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想过为什么作为中流砥柱的领袖在抗战期间除了一篇论持久战和几次讲话外几乎没有其他作为。他从来没有上过一次抗战前线，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说的漂亮不等于做的漂亮）
        七十年过去了，在大陆的主流媒体和教科书上没有把抗日战争的所有战役完整的介绍过一次，甚至连起码的大事记也没有。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看过日本的投降书？难道就是因为上面写着大日本皇军向国民**投降向蒋委员长投降之类的字眼？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8月15日对这个百年来饱受屈辱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七十年过去了，也许我们自己对那场战争都已经遗忘的差不多了。在一次纪念抗战六十周年的访谈节目中中央台邀请到了几位飞虎队，那几位老飞机员显然有点 “不识时务”，大谈特谈当时怎么与国民**和国军合作抗日的，说的是口若悬河，激情澎湃，丝毫不顾忌中国执政党的脸面。也许是谈的太多了，于是主持人插话，问他们当时有没有听说“延安”“*”和“毛泽东”，那些傻了巴几的美国老兵一个劲的摇头，场面有些尴尬。这个节目在中央九套播出过，看过的朋友应该都清楚。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白严松在台湾访问连战时的情景，当连战谈到抗日的时候紧张的气氛再次出现，我们的小白拼命将连主席的话头打住，场面甚是好笑。我想问一句：难道抗战的历史真相就真的那么可怕？真会威胁到政局的稳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恐怕我们过去的宣传真的是有“问题”了。
        七十年后的今天，大多中国人只知道平型关、百团大战，卢沟桥、台儿庄、再加上南京大屠杀，要知道这几场的作战都是中日战争中的次要作战，甚至连会战都谈不上。假如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懂抗日战争的历史的主流与重心，日本人当然也就乐得敷衍混过了。假如中国只靠「麻雀战争」、「地道战」、「地雷战」来对抗日本的大军，中国哪里会有出席开罗会议、发表波茨坦宣言、成为联合国创始四强、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与资格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去年诺曼底纪念仪式上佩戴着勋章，意气风发的二战老兵.
        究竟是什么使我们一次次把阶级矛盾凌驾于民族矛盾之上。难道所谓的“意思形态”真的能把中国人的心理扭曲到如此地步.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那些国军的抗日老战士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这个民族，属于子孙后代。但我们错过了，错过了最后弥补遗憾的机会。也许是出于某种压力或心理，对那场战争我们正在遗忘，而且是有“组织”的，有“选择性”的集体遗忘。
       七十年过去了，我们都应该扪心自问一下.
       七十年过去了 还有几个中国人不知道胜者王侯败者寇……

被课本骗了七十年。

        偶然看到这篇博文，读完不禁热血澎湃，感慨万千。别的不想多说，在那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中，有3400000名中华国民革命军将士阵亡....... 3400000，3400000..........

难以平复的心情（泰兴幼儿园惨案最真实情况）

        我并不是太喜欢孩子，但是我喜欢和孩子在一起的感觉！我不是太热衷我的幼教职业，但是我喜欢在这期间看到的孩子们因为我而绽放的笑容。

        上午9点左右吧，我们一群人在音体室做手工，忙的不亦乐呼的时候有个同学的家长打电话给娟，说是要接走自己的孩子，说是中心幼儿园里发生了杀人魔的 惨案，已经有24名孩子被砍伤了。我们当时都不相信，但是仅仅半分钟的时间，各个老师都接到了电话…于是接受它，是真的！
        离我家的距离仅一步之遥吧，去年还在中心那里见习过，和老师们孩子们打成一片，而如今….
        我同事的老公和孩子的家长们中有医生，有警察，有公安局局长…所以每隔几分钟都会听到新的消息….24个孩子重伤，5个孩子当场死亡….后来又是8 个孩子死亡….31个受伤…
        于是，我们的大家的心都难以平复，杀人犯逃走了一名….很恐慌，孩子们都被陆续接走了，我们学校也关紧了大门，栏杆也紧接着通知人员来拆掉重新安 装….
        一切都那么迅速，一切都那么快…因为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大家都在抖，我还是全身发软了…
        消息很迅速，但是我们痛恨官方…隐瞒了太多事实。
        现在网上，有的照片，看上去都是轻伤，其实那是唯一一个受伤轻的躲在桌子下面的孩子。其他的孩子，全班的小二班的孩子都面目全非了…孩子是脆弱和幼小的，凶手有4个人，但是只有一个人进班杀人了，起初是砍得头，老师吓呆了，随即挡在了孩子身边，另一个老师是拿着扫帚对抗，但是挡着孩子的老师被砍了三 刀就倒下了，每个班的老师都在保护自己班的孩子，没有人有能力来帮忙。但是警察来了之后，令人大失所望，就三个人，而且枪和武器都没有带…于是他们拿着拖 把搏斗，凶手们聚集在一起，看到警察没有带枪竟更加的猖狂，揪着孩子的头，娄孩子的脖子….那么小的孩子，都面目全非，死了8个孩子，甚至那些奄奄一息的 孩子们，都是惨不忍睹的。
        小中大的家长们在校门口接孩子，场面很混乱，被封锁了，连孩子也看不到，报道名字的就是活着的，没有报到的就是死的，当说道是小二班的时候，人群中 倒下了一大片…..
        最终，一个凶手被抓获了，门房的爷爷也被砍伤了，孩子们被紧急的送往医院，有的来不及的都抱着孩子直冲，因为离第一人民医院不远，但是，地上的血… 流了一路，操场上都是倒下的孩子们，满地的血，可以用血流成河形容吧….还有的家长，一个抱着身子一个抱着头….真的很恐怖，有的孩子，脖子也烂掉了….
        我们之所以痛恨官方，是因为媒体不据实报到，至现在为止，网上都说无一人死亡，笑话！！！网上也几乎找不到一张残忍的画面，笑话！泰兴贴吧上立刻有 人上传了最新的拍的医院的照片，孩子们进去后根本没有人管，被丢在床上，还有一些可怖的画面，于是，发帖的人全部被封了….
        找不到任何图了，全被删了…靠的，本次幼儿园惨案应该是多次幼儿园惨案中最严重的一次，所以官方都隐瞒不报，火大死了，我爸妈都开始骂政府了，可别 对社会不满啊！~~~惶恐！

附：此幼儿园并非贵族幼儿园，但是是市政府的幼儿园，是老学校，所以比较旧，但是里面的孩子家庭都非常好，我在那里呆过不少时间，家长经常送东西给 老师，而且教师的背景也是非常好的！孩子们在里面待遇十分好。我市的重点国家幼儿园分为：育红一园（实验幼儿园，在中心幼儿园对面）/育红二园/机关幼儿 园/然后其次就是中心幼儿园了！ 都在市中心，生源相当好，每个孩子除去杂费和其他节日的费用，每学期5000多元/人。

附：市中心有5家学校靠在一起，中心幼儿园/育红二园/中心小学/西城中学/西城初中/机关幼儿园

        凶手是昨天在机关幼儿园逗留，但是没有成功（我们同事透露），今日原本是在中心小学的，但是门卫不让进，要出示接送牌才可以入内（我表妹就在中心小 学，消息可靠），后来凶手转到育红幼儿园（也被门卫挡住，因为要出示身份证），从育红幼儿园到中心幼儿园（案发地点）只要1分钟的时间，于是凶手来到中心 幼儿园，门卫是个老人，砍伤后从传达室内部进园，来到传达室旁边的第一个教室小二班进行行凶，操场上一半的孩子在户外活动，于是凶手有4人，老师只有两 名，全班所有孩子遇害，我回家的时候已经有9人死亡（5名当场死亡，4名抢救无效【其实是医院没有管】很惨，看着就救不活的..），还有6名孩子在医院奄 奄一息..可以说是等待死亡，（我爸爸的老朋友是医院的主任专家，透露的），现场被封，家长也不能见孩子一面，仅仅最后一面！

附：请大家不要相信网上的新闻，都是假的！

        我想知道为什么，要隐瞒真实的事件，明明很惨，还一副不要紧的样子…希望大家转帖，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凶手都是对社会不满的人，知道为什么会对社会 不满吗？？就是因为有这些虚伪作假的政府…为什么还不改正错误，一错再错呢？ ——扬
        说孩子们送到医院没有人管，在等死
        我觉得不太可能。希望是以讹传讹。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医院也不知道会一下子进来这么多的伤员，根本没有心理、医疗器械、药物、人员上的准备，大家都记得媳妇剖腹产生孩子的手续吧，很啰嗦的，5个孩子我觉得就可以让一家医院手忙脚乱了，因为没有准备。
        我们都是清醒的，说为什么要针对孩子下手啊，但是罪犯是清醒的吗？如果是清醒的就不会犯罪了，对吧，所以对孩子还是对大人或者贪官下手，对已经失去理智的罪犯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了。
        人活着要有尊严，一旦失去了活着的尊严，会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母亲被无缘无故抓到监狱，2天后喝开水的时候噎死了，你会接受这样的结果吗？如果告不赢，你会对这个社会唱赞歌吗？这个事情在某些人身上是的的确确发生过的，不要以为是在编故事。
        所以，政府是有责任的。

文网恢恢说鲁迅

1932年元旦，《中学生》杂志向鲁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

鲁迅的回答是：
      “编辑先生：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自由”。（《二心集·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可以说，鲁迅为“争取言论自由”努力了一辈子，早在1912年1月，民国伊始，他在给故乡绍兴的《越铎日报》写的《越铎出世词》中，就提出报纸的宗旨为“抒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同年他给绍兴《天觉报》的贺电“敬祝天觉出版自由”。然而他生活的年代，他思想、写作、翻译、办刊的二十多年，孙中山等手创的共和转瞬即逝，从袁世凯到“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混战时期，至国民党杀人如麻的“清党”之后，离言论自由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尽管《越铎日报》因为批评都督王金发就领教了编辑部被捣毁的滋味，在北京时期他也写下过“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热风·来了》）这样愤激的话，但文网之密、“政府”“压制言论的网”之严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实际上是整九个年头），好在他住在租界，还能跟国民党检查官捉迷藏，他自称“钻网”（《两地书》）。在现实的黑暗与苦闷中，“重写历史”成了鲁迅晚年常萦回心头的一个想法，其中他特别提到了“文祸史”。1935年，他曾问唐弢“能不能编写一部中国文网史”。其实这样的文网史至今尚未完成，围绕着鲁迅本人展开的文网史也是一个空白。散木先生的《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细致地描画了鲁迅一生、尤其是最后十年在国民党文网中的斗争史，折射出时代的光和影，以我粗陋的阅读视野，这还是第一部研究“鲁迅与文网”这一重大话题的专著。虽然鲁迅似乎成了老掉牙的题目，但“鲁迅与言论自由”将是一个永远新鲜而激动人心的话题。本书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它打破了长期主导鲁迅研究界的“鲁迅中心论”，在许多鲁迅专家那里，鲁迅是绝对的中心，他成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史、文学史、文化史的中心，位居正统、庙堂，而不是多元中的一元，所以鲁迅的选择、取向，从价值观到文风都被全盘肯定，而与鲁迅不同的路向选择则被一概否定，一句话，鲁迅是神不是人，鲁迅是不容质疑、不容批评的。散木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披阅史料，钩沉史实，回到了历史，并从人类主流文明的平台上重新审视作为人的鲁迅，在客观评价鲁迅的同时，也对鲁迅生前极力否定的“论敌”及他们推动言论自由、保障人权的贡献作了公允的评价。
                                                                                   

一

        国民党政权在血泊中浮起后，鲁迅痛感 “言论的路很窄小，不是过激，便是反动”。他初到上海，他创办的《莽原》一期因为刊载了俄国文学作品的译文而被扣，他曾钟爱的《语丝》被迫减少了“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多登中篇作品”，终于办不下去了，被迫停刊。1928年、1929年这两年，他甚至受到了 “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威胁。到30年代， “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压迫是透顶了！”。1934年2月，国民党一口气查禁149种书刊，鲁迅已出版的著作全部成了禁书，他经常投稿的几个报刊有不少被封了。黎烈文、张梓生也被迫相继离开《申报·自由谈》，这一年12月（即史量才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不久），他给刘炜明写的信中说：“在日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
        1935年，他在《花边文学·序言》中说：一篇文章“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真是痛心疾首。国民党从事先的书稿审查到事后的禁书、查禁刊物等，无所不用，为什么收效不是很好，没能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达到一种声音的目的，“原因之一是上海租界的存在，那些‘诋毁党国’、‘诱惑青年’的书刊，‘大都在租界内各小书坊寄售”（《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101页，以下只标明页码）。鲁迅许多被查禁的书籍、他为瞿秋白编印的《海上述林》等，“以及几乎国民党查禁的各种进步书籍都是内山书店书架上常备的书目，左翼作家翻译的近三百多种书都能在这里看到，原因无他，就是因‘治外法权
庇护下日人书店无法查禁’而已。”（82页）
        鲁迅的文章被检查官删节、甚至全文检扣都是家常便饭，好在他结集出版时把扣发的文稿通通收入，并一一说明。被删节了的文句，也一一按原稿补足，并加黑点。当时的书局几乎清一色都是民营的，报刊也以民营为主，鲁迅的书有销路，鲁迅的文章有读者，出版商也好，报馆老板、编辑也好，愿冒一点小风险的人毕竟还是有的。散木转引许钦文的回忆说：“尤其左翼文学走红之后，那时，‘在杂志上只要登着鲁迅文章销路就可以保险，只要有两种书开起书店来就总可以发达’”。（219页）《申报》是一份历史悠久、有广泛读者的老牌大报，从1933年到1934年，鲁迅在“自由谈”发表了大量杂文，仅结集的就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而且史量才给了鲁迅特别的待遇，一般文章的稿酬是千字五到十元，“鲁迅则用与不用一概照付稿酬，千字三十元”。（219页）
       有人统计，鲁迅一生共在103家报刊发表过742篇文章（包括《晨报》、《京报》、《申报》、《世界日报》、《中华日报》、《国民新报》等15家日报、《新青年》、《语丝》等78家期刊以及9家外文报刊），其目的就是“利用一切机会，打破包围着我们的黑暗和沉默”。但也据说他曾谢绝为著名的《大公报》、《立报》、《国闻周报》写稿，本书作为个案也分析了他拒绝为故乡的《越风》半月刊写稿的心路。
        在上海租界的最后九年，鲁迅大量写作杂文、翻译外国作品，出版了大量杂文集、译作。有些作品书店不敢出，他经常就自己印刷、出版，随便编一个名称（如“三闲书屋”等），不仅以这种形式出自己的作品，萧红、萧军的成名作《生死场》、《八月的乡村》也是这样出世的。这恐怕也只是租界环境下才有可能。难怪鲁迅说：“审查诸公的删掉关于我的文章，为时已久，他们是想把我的名字从中国驱除，不过这也是一种颇费事的工作。”也因此他才能靠写作、翻译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以一个“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保持独立的批判。《为了内在自由的第二种外部自由》专门讨论了鲁迅的经济收入，即使在“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年代，鲁迅最后九年的稿酬、版税收入还是相当于今天的210万元，月均相当于2万元以上（而之前北京的十四年，月均不过相当于9000多元），正是这一经济保障有力地支撑着鲁迅在“文禁如毛，缇骑遍地”的黑暗年代继续战斗下去。如果没有租界的存在，这一切又何以可能，正如书中引“商务”老人高凤池的话说，“关乎国家、民族和社会命运最显豁的事业是银行、报馆、书业，那么，这三样东西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与上海相抗衡了。”（216页）近代报业、出版业集中上海的关键原因就在于租界，本着求实的态度，作者丝毫也不想遮掩这一点，他直言： “租界是言论和出版相对自由的一个场所，所以，上海之书局、报馆甚至大学之多，都超出了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一个狭仄的地盘内却有这样一块敞开的社会空间和公共平台，这真是历史的吊诡。”（77页）难怪北大多事之秋，胡适、傅斯年等甚至主张迁到上海租界来。“由通商口岸而‘国中之国’，外国人在租界建立了与其母国相类的统治秩序，并拥有治外法权等特权，但同时又舶来其母国的制度文化、价值观念。这一方面构成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损害，另一方面也为反对政府的各种政治势力提供了一个相对隐蔽和安全的空间，尤其是言论和出版，租界内外有着判然不同的情景。”（80页）应中国当局的压力，和稳定租界自身统治秩序的需要，租界有时“也参与文网的建构”，给青年鲁迅深刻影响的“苏报案”就是在租界发生的。无论怎么说，没有租界，我们将无法想象鲁迅晚期的文章、文集有问世的机会。1933年，离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杀害已整整两年，“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鲁迅愤然写下传诵不衰的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现代》杂志编辑施蛰存回忆：“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面对这枚“炸弹”，施蛰存也“有点踌躇”、“不敢决断”，“请老板张静庐先生拿主意。张读后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毅然决定：上！‘那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触犯统治者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157页）重读这篇和《纪念刘和珍君》前后辉映的名文，我们固然不能忘记张静庐、施蛰存，但也不能忘记那是在租界。

二

        在国民党的恢恢文网下，形形色色的文人露出了形形色色的嘴脸，鲁迅的态度当然是一个都不放过，“一个都不宽恕”，在他的笔下多少人现出了原形，以他的笔“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但不能讳言他的无比“刻毒”的笔也伤了不少人，比如他仅凭传闻就断定：“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梁实秋否认了这一说法，当时在青岛大学读书的臧克家也表示这是“不可能的”。（279页）“不管是正面的敌人，还是‘砍伤了樱桃树’的‘童年华盛顿’们，‘无论它对面是什么’，鲁迅只有两个字：‘战斗’——‘当然要战斗下去。’（166页）这是鲁迅的悲哀，而不是鲁迅的伟大之处。
        曾是“创造社”保姆的泰东图书局老板赵南公在屡遭查禁、罚款，乃至三次租界当局拘捕后退缩了。与鲁迅至少有十四年交情、见面、通信达700多次的“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在“遭一再封门、一再迫害”之后，到1934年2月，这家对新文学贡献至大、出版过鲁迅大量著作的书局终于与“鲁迅无缘矣”。为了出版“新文学大系”，“良友”不得不出版检查官项德言的垃圾小说，还要支付高额的稿酬。1934年2月，国民党一次查禁左翼图书149种，涉及到28个作家、“几乎上海各主要的书店二十五家”。中国出版界由“开明”领衔、二十多家书店二次联名请愿，最后“官员”、“出版家”和“编辑”开会磋商，事为鲁迅所知，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以嘲讽的口吻记了一笔：会上“有一位杂志编辑先生某甲，献议先将原稿送给官厅，待到经过检查，得了许可，这才付印。文字固然决不会‘反动’了，而店主的血本也得保全，真所谓公私兼利”。这是日后书刊原稿审查制度的由来，“某甲”指的是施蛰存，对于“献策”的指控，他本人是否定的。但不久以写“新感觉派”小说知名的穆时英当上图书杂志审查委员则是事实。上海“书籍杂志检查处”设立后，“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与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130页）真是“荆天棘地”，乌云满天，“鲁迅冷眼望去，‘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117页）
        曹聚仁在文网重压下的“悔过和退出”也让鲁迅失望，1936年初，他们办了一个文艺刊物《海燕》，以曹为发行人，文网编织者找他“谈话”，“曹说出刊物的编辑和作者，继而声明退出，而《海燕》也不久就被查封了。”（110页）对曹主办的“带些学究气”的《涛声》，鲁迅也颇有微词。
       对于故乡浙江，鲁迅晚年更是耿耿于怀，掌握上海文网生杀大权的多为浙人，如潘公展、朱应鹏、穆时英以及鲁迅怀疑的杜衡等，论敌之一王平陵虽非浙人，却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不过故乡既有呈请通缉鲁迅的许绍棣、叶溯中之类，也有陈布雷、邵力子（更不用说蔡元培）这样人品高洁的清流，他们与那些浑浑噩噩的浊流、唯唯诺诺的奴才不可同日而语。曾为新闻界翘楚的陈布雷、邵力子虽入侯门、身居高位，毕竟对言论自由有切身的体会，“他们希望政府‘俯舆就情”，更对鲁迅充满敬仰；加上一层乡谊之情，多少也会影响国民党对鲁迅的态度。特别是陈布雷，身居要冲，是国民党宣传工作的主持和决策人物，鲁迅著作的大量流布，和他是应该有些关系的”（57页）甚至在鲁迅去世八年后，战时首都重庆举行纪念活动，国民党“军统”头目郑介民“主张发布新闻，指出鲁迅曾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之津贴以破坏之”。“好在陈布雷先生坚阻，这才避免了一场无聊的闹剧。”（468页）《鲁迅全集》能在1938年顺利出版也与邵力子、陈布雷等不无关系，鲁迅旧日学生荆有麟托人请陈布雷向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邵力子等通融，在尽快做了审核，并特别指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489页）
        即使在普通的“小”检查官中也不乏“对鲁迅的著作网开一面”者，“1934年甘肃‘审查处’呈请封禁鲁迅翻译的《表》，中央‘审委会’的王勉之批道：‘此书颇富有教育意义，毫未牵涉到政治问题……不必检扣。”（57页）
        鲁迅之所以能在文网恢恢中继续他的写作生涯，坚持他毫不留情的批判，不能不提及陈布雷、邵力子他们，这一问题恐怕还是第一次正面提出。

三

        在国民党疏而有漏的文网下，鲁迅的最后十年，以其独特的“隐晦曲折”、“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坚持独立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并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与国民党的邮电检查作斗争。在杨杏佛被杀害之后，他曾说过“只要我还活着，我总要拿起笔来对付他们的手枪的”。在给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他曾说：“文坛所受的压迫一天一天吃紧，然而我仍悠然度日”。在无所不在的文网面前，他没有屈服，而是进行了长期的、韧性的反抗，他向来反对赤膊上阵，而主张打“壕沟战”，在他看来，“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复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
        在他眼中，用真姓名无异是“无谋之勇”，这是他所不屑的。于是，漫天花雨般的“笔名”战术成了他重要的选择，《冲破重重文网的利器——笔名》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一生至少用过130多个笔名，仅在《申报》就用过41个，在《中华日报》用过13个，在只问目的、不论手段的他看来，“区区假名真名”只不过是“小事也哉”（406页），那么多让人防不胜防的笔名只是为了“和检查官们打一仗”。一个刊物如果办不下去了，他的对策也是换名字，《萌芽》曾改名《新地》，《前哨》曾改名《文学导报》，《拓荒者》曾改名《海燕》，不过最后也都没能幸免查封、停刊的命运。
        笔名还是真名，曲折或者直接，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鲁迅承认自己的文字往往“吞吞吐吐”，“含糊的居多”，所以他自称是“上了镣铐的跳舞”，类似于“植物被压在石头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虽然在回答《中学生》提问时他也说过“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自由”，但当胡适、罗隆基等知识分子以真姓名和直截了当的言论争取这一自由时，他嗤之以鼻，嘲弄他们是贾府的“焦大”，焦大的骂，是要贾府好，他们遭到查抄、迫害，是主奴之间有些“隔膜”，做奴才的“越俎代庖”、“不识讳忌”，最终还是会得到主子宠爱的。还说：“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李欧梵在《“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中认为“鲁迅的问题就在于他为了怕送掉性命而没有‘说开去’！”这不是“说”或“不说”的问题，而是“如何说”，“如何‘说开去’，如何找寻空隙，建立一个说话的新模式”，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没有太大的贡献”，“鲁迅在这个时期的‘说法’和所写的游戏文章（特别是和检查官作的语言捉迷藏游戏），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的公共论政的模式。”（《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20页）总之，这种隐晦曲折的杂文无助于开创真正的“批评空间”。
        这当然是持“鲁迅中心论”的护神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以为捍卫鲁迅就是鲁迅什么都是对的，同样深深热爱鲁迅的散木也以平实的语气回答了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他对中国黑暗社会的揭露和对国民党专制体制的抨击由于是用杂文的形式来表示、用曲折的方式来表露，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它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即他所说的‘意思都极平常，说话也往往很晦涩”。…… 在中国这样一个教育极其落后、受众的文化程度相当有限的条件下，鲁迅的文字对他们来说本身就是一种障碍。”（369页）
       “基于生活环境的限制，上海时的鲁迅既无法再进行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研究，文网的语境又使得他的社会批判不能畅达地被表达出来，就只得进入一种恶性循环：文网逼迫他用晦涩的文字表达他的愤懑和批判，这种愤懑和批判又因一次次的文网升级而更加曲折和暧昧，这也许也是鲁迅晚年的一种悲哀。”（370页）
        这就为作者肯定鲁迅、同时也肯定胡适扫清了道路，鲁迅与胡适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在一个多元社会，完全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当苏雪林大骂鲁迅和“鲁迅宗教”时，向来宽容的他严肃地批评了苏的“褊狭和成见”。胡适说鲁迅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还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尽力（亲笔写信给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而鲁迅的态度完全是另一种，他承认自己写文章、办刊物，总是“党同伐异”，办语丝时不发徐志摩的作品，办《莽原》时坚决不登接近“新月派”的来稿。可是在被鲁迅生前骂得狗头喷血的“新月派”中，叶公超、甚至梁实秋等都对鲁迅的文学成就、包括杂文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一个值得后人深思的问题。
        作者进一步认识到，一个自由、昌明的社会，不会盛行“恶毒、仇恨、暴力、黑暗的” 奴隶语言，而一个“充满着不公正和黑暗的社会”，“‘鲁迅话语’就会依然存在”，鲁迅生前觉察到了这样的悲哀，“他的文字因为它所抨击的时弊的存在而存在着。”（373页）这才是更大、更深的悲哀。
        鲁迅已逝，文网依然，鲁迅之后的文网史已进入作者的研究视野，那又将是一个沉重却无法绕过的大题目。 2003 年2月6日杭州

信使

        有句话说，如果只看新闻联播，你会觉得你生活在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中，公仆日以继夜的为人民的福祉操劳着，而社会一派和谐，道不拾遗。可如果你整天看Twitter之类的社会媒体，你会觉得这个社会没救了，到处都是阴暗和邪恶，真理永远得不到伸张。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只能在两者中选择一个，你会选择谁？这个问题很真实，如果你来自国内，你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GFW已经替你做好选择了。不过还是假设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你会选谁？
        说起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最近接二连三的校园屠杀案，好像是被人为集中在一起发生的。其实不止是这一次，如果你注意一下中国社会的现象，不仅仅是犯罪，但我暂时想不出一个好的例子：（它们通常都是井喷式的突然爆发，而不是平均分布在一个时间段上。警方并没有类似的交代，不过媒体报道的作用至少看上去是提醒了更多找不到债主的人一个可能的发泄方式。在针对可能会诱发效仿者的新闻事件中，媒体应该用何种方式应对，新闻联播和Twitter给了我们两种不同的道路。
        新闻联播式的审查背后是由一种“无知即力量”的逻辑引导的。当然，客观上，种种社会问题，包括新闻联播更需要审查“群体事件”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对于群体事件来说，消息的传播几乎是挡不住的。一个罪案通常只会涉及几个人，阻碍消息传播的努力还可以理解；可当一个城市的人都上街了，谁还觉得消息可以掩盖住，那就是幼稚了。
       但为什么真理部还会这么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避免在其他地方诱发类似事件的发生。至于这样做究竟有没有效果，你我的眼睛都看到了，就不用多说了。
        其实无论是屠童案还是群体事件，一个需要明确的常识是，它们的根源不是孩子在那里所以就有人要去杀他们。真正的根源在于，就像自杀问题一样，并不是媒体的报道让人感到抑郁才自杀；而是有那么一群人原来就想自杀，媒体只是提醒了这些人某种自杀的方式或者让他们效仿某个名人而已。在新西兰，媒体对自杀有关的新闻有着相当严格的自我审查，而新西兰今天是西方国家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同样的，一个要报复社会的人，是不会傻到不知如何报复社会的。如果新闻报道没有提醒他们校园里这个非常轻松的报复手段，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报复了。这个社会不缺乏弱势群体，一个简单的例子 —— 除了学生，砍敬老院里的老年人也是一个比较容易上手的报复措施。很难想象当一个人都提着刀跑到路上了，还愁找不到谁砍么？新闻审查只是审查掉了一个可能的报复手段，却无法审查掉人们的报复动机。整个审查行为的唯一后果可能就只是让另一群人倒霉而已 ——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后果了。
        那么Twitter和类似的网络媒体呢？无论是事实还是谣言全部公之余众，人们自由选择接受自己感兴趣信息，和新闻联播比起来，这是一个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世界。
        编辑审查的缺乏代表着这样的环境中发出的消息是没有经过任何审查的，因此不可避免的会有没有事实根据的一些“消息”。但故事的后半截是，一个开放的传播网络有着十分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至少我的观察是如此，一条假消息的传播范围可能会非常之广，但广泛的传播也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有能力去证实消息的真伪。
        而最重要的差异则在于对消息尺度的控制，在新闻联播里，这是由某个敏感词控制的；但在网络媒体中，尺度的控制则完全交到了你，我每一个人的手中。你可以选择添油加醋，散布制作原子弹的方法，也可以选择做网上的CCAV。但很多事实的确是残酷又直接的，这个有点像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其实生活在matrix里，周围的一切其实都是假的，你能接受吗？自由选择的能力在这个前提下并不是一件好事，反而会让每一个选项都显得更加极端。因为人们更习惯于呆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正因如此，人们也更喜欢选择和自己观点类似的消息。要证明这点很简单，随便拉一个有完全翻墙能力却不愿意翻墙的中国大学生，他们告诉你的理由或多或少都会包括这一点。
        其实这个选择题的本质是：“新闻的目的是什么？”朝廷媒体给出的答案是：好消息让生活更甜蜜，媒体作为一种工具，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而在此前提下，民众牺牲一些知情权可以说是合理的；而Twitter之类的网络媒体的答案是：我们需要事实，只有将事实处于阳光下，社会才能进步。你选择谁？这里提供一个参考。